是“先生”,银针渡人,青囊施药,最重的一帖药,是抗战那年在祠堂后头,用祖传的戥子,称了八十块银元,交给一个穿灰布军装、膝盖打着补丁的货郎。后来那货郎成了将军,太爷的牌位进了县里的“义士祠”。这“义”字,是根骨。 爷爷踩着实“义”的阶梯,成了“商品粮”。这金色的三个字,是计划经济时代最硬的通货——包分配,分楼房,生老病死国家兜底。他走出老宅的土墙,把自己的一生,工工整整地誊写进了人事档案的牛皮纸袋。 到了父亲这一辈,这纸袋已然厚重。十五岁前,他不知饿的滋味,只知供销社桃酥的油润、永久牌自行车铃的清脆,以及家族里那座最高的塔——姑爷爷。 姑爷爷住在木樨地,灰墙围起的小院里,四季有卫兵站得笔直。他是家族的塔尖,是爷爷那辈人用血与命,在京城的天空下,立起的一...